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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抱病到灵州接受铁勒诸部的归附，史称“灵州受降”(俗称“灵州会盟”)。这是一次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第一次规模最大的民族团结盛会。正如唐太宗本人所云：斯实为“书契所未有，古今之壮观”！宁夏学者对这一历史事件非常重视，已有多种著述发表。但因各自掌握的资料不同，所以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和结论也不同：首先是，这次盛会，今天应该怎样称谓?有的学者仍然称为“灵州受降”“灵州勒石”或“幸灵州”。但这遭到了大多数人的质疑，认为这些称谓要么不平等，有大汉族主义的嫌疑，要么过于陈旧，都不利于民族团结。于是，就有学者将这次盛会称为“灵州会盟”，这样就显得平等些。这又遭到了另一些学者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会盟”是春秋战国时诸侯之间的结盟，而且必须有协议；唐太宗不是“诸侯”，与唐太宗相会的也不是诸侯，而是各部族的首领派去的“使节”，而且，他们也没有签订任何“盟约”或“协议”。所以便有了第三种称谓，即“灵州高会”。第二个问题：这次盛会，各部族的是派“使节”参加，并且引经据典，似乎很有道理。第三个问题：首领究竟到没到会?现在占上风的说法是各部族首领没有到会，只羁縻州是何年开始设置的?有学者说是贞观二十年(646),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个说法。很显然，这三个问题是宁夏学者在研究宁夏地域文化和唐史中绕不开的三个坎。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各持己见”不是解决问题之道。唯一办法就是广搜各种文献，广泛占有资料，在此基础上，博采善纳，去伪存真，比较取舍，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又重读了有关古籍文献，获益匪浅。

　　关于唐太宗的灵州之行，《旧唐书》《新唐书》都有记载；《资治通鉴》则综合新旧唐书等古籍，记载得更为系统详细。这些记载既是研究唐太宗“灵州受降(高会)”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宁夏地域历史与文化、特别是宁夏移民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资料。

　　《旧唐书太宗本纪》载:

　　(贞观二十年)秋八月......己已(初十)，幸灵州。庚午，次泾阳顿。铁勒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 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贡，奏称:“延陀可汗不事大国， 部落乌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能逐延陀去，归命天子，乞置汉官。”诏遣会灵州。

　　九月甲辰(十五日)，铁勒诸部落俟斤、颉利发等遣使相继而至灵州者数千人，来贡方物，因请置吏，咸请至尊为可汗。于是北荒悉平， 为五言诗勒石以序其事……

　　冬十月，……丙戌，至自灵州。

　　《新唐书》是在《旧唐书》的基础上重新修订的，在内容和文字上有删也有增。其记录唐太宗灵州之行过程的内容如下:

　　八月……己已，如灵州。庚辰，次泾州，赐高年鳏寡粟帛。丙戌， 踰陇山关，次瓦亭，观马牧。……

　　九月……甲辰，铁勒诸部请上号为“可汗”。

　　十月……丙戌，至自灵州。

　　《新唐书》与《旧唐书》的不同点，一是在文字上更加简略了，个别字词也做了更改，如:《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己，幸灵州”，《新唐书·本纪第二·太宗皇帝》则记为“己已，如灵州”--把“幸”改为“如”；二是在内容上也有所增删，如: 《旧唐书·太宗本纪》没有“庚辰，次泾州，赐高年鳏寡粟帛。丙戌，踰陇山关，次瓦亭，观马牧”的内容，而《新唐书·本纪第二·太宗皇帝》也无“庚午，次泾阳顿”及铁勒十一姓各遣使节朝贡的情节。

　　司马光《资治通鉴》综合各种资料，对唐太宗灵州之行做了更为系统的描述:

　　己已(贞观二十年八月十日；646年9月24日)，上行幸灵州。 江夏王道宗兵既渡碛，遇薛延陀阿波达官众数万拒战，道宗击破之。斩首千余级，追奔二百里。道宗与薛万彻各遣使诏谕勅勒诸部， 其酋长皆喜，顿首请入朝。

　　庚午(十一日；9月25日)，车驾至浮阳。回纥、拔野古、同罗、 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贡，“薛延陀不事大国，暴虐无道，不能与奴等为主，自取败死， 部落鸟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从薛延陀去，归命天子，愿赐哀怜，乞置官司，养育奴等”。上大喜。

　　辛未(十二日；9月26日)，诏回纥等使者宴乐，颁赉拜官。赐其酋长玺书。遣右领军中郎将安永寿报使。

　　壬申(十三日；9月27日)，上幸汉故甘泉宫。诏以:“戎狄与天地俱生，上皇并列，流殃构祸，乃自运初。朕聊命偏师，遂擒颉利。始弘庙略，已灭延陀。铁勒百余万户，散处北溟，远遣使人，委身内属，请同编列，并为州郡?；煸越担馕辞拔?，宜备礼告庙， 仍颁示普天。”

　　庚辰(二十一日；10月5日)，至泾州。

　　丙戌(二十七日；10月11日)，逾陇山，至西瓦亭，观马牧。 九月，上至灵州(灵州在京师西北千二百五十里--原文注)。勅勒诸部俟斤遣使相继诣灵州者数千人。咸云:“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子子孙孙常为天至尊奴，死无所恨。”

　　甲辰(九月十五日；10月29日)，上为诗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公卿请勒石于灵州，从之。

　　单看以上所引三则材料，唐太宗到灵州受降，似乎只是与铁勒诸部的使者相会，各部族的首领没有现身。但细读新旧唐书的其他章节， 便发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列传一百四十二·回鹘上:

　　太宗为幸灵州，次泾阳，受其功。于是铁勒十一部皆来言:“延陀不事大国，以自取亡，其下麝骇鸟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愿归命天子，请置唐官?！庇汹乓呋?，引见渠长等。以唐官官之，凡数千人。

　　请注意“张饮高会，引见渠长”几个字。所谓“张饮”即“帐饮”，意思是设帷帐以饮。张，通“账”?！案呋帷奔创蠡嵋?。也泛指大规模地聚会。“渠长”，即渠魁，首领。这句话的完整意思是:唐太宗下诏与铁勒诸部帐饮高会，并引见了诸部的首领。很显然，唐太宗灵州高会，并不只是与铁勒诸部的“使节”相会。

　　《唐会要》的记载又补充了一些事实:

　　贞观二十年，既破延陀，太宗幸灵州，次泾阳顿，铁勒回鹘、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丹、奚、浑、斛萨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贡，奏称延陀可汗不事大国，暴虐无道，不能与奴等为主人，自死败，部落鸟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能逐延陀去， 归命天子，愿赐哀怜，乞置汉官司，养育奴等。太宗以破延陀，欲遂空漠庭，见其使至，甚悦，遣黄门侍郎褚遂良引于县厅，浮觞积裁以礼之，夜分乃已。异日，召铁勒等并入行宫，张乐以宴之，拜为郎将，及昭武校尉等官，乃降玺书，劳其酋长及赍绫锦等。以将厚意， 仍遣与乘舆会于灵州，并使右领军中郎将安永寿往报焉。十一月(应为九月)，太宗至灵州，铁勒诸部俟斤颉利发等诸姓至灵州数千人，咸请列其地为州县。又曰:愿得天至尊为奴等作可汗，子孙尝为天至尊作奴，死无恨，于是北荒悉平。太宗为赋诗以叙其事，公卿成请勒于石，从之。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铁勒诸部俟斤颉利发等诸姓至灵州数干人”一句，这是其他文献所未有。由此可见，“俟斤”“颉利发”就是铁勒诸部的首领，也就是前文所引“渠长”；“诸姓”则包括了各部“使者”和群众。这是说，九月十五日到灵州与唐太宗“张饮高会”的，不止是铁勒十一姓的“使者”，而是“铁勒诸部俟斤颉利发等诸姓”。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列传第一百四十五“回纥”还记载了六府七州的安置情况:

　　贞观二十年……太宗幸灵武，受其(回纥酋帅吐迷度与诸部) 降款，因请回鹘已南置邮遞，通管北方。太宗为置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长史、司马已下官主之。以回纥部为瀚海府，拜其俟利发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时吐迷度已自称可汗，署官号皆如突厥故事。以多览为燕然府，仆骨为金微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部为皋兰州，斛薩(薛)为高阙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为榆溪州，跌结为鸡鹿州， 阿布思为蹄林州，白雷为寘颜州；又以回纥西北结骨为坚昆府，其北骨利幹为玄阙州，东北俱罗勃为烛龙州，于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统之，以导宾贡。

　　《新唐书·列传·回鹘下》也贡献了一些新材料:

　　帝幸灵州，节度诸将。于是铁勒十一部皆归命天子，请吏内属。 道宗(李道宗)等径碛击延陀余众阿波达干，斩首千余级，逐北二百里。万彻(薛万彻)抵北道，谕降回纥诸酋。虏所遣使踵及帝行在，凡数千人，上言:“天至尊为可汗，世世以奴事，死不恨。”帝剖其地为州县，北荒遂平。诸姓有来朝者，帝劳曰:“尔来，若鼠得穴、鱼得泉，我为尔深广之?！庇秩?“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乐乐之，如骥尾受苍蝇，可使日千里也。”于是告功太庙，赐民三日酺。

　　从上述资料，还看不出置“六府七州”的具体年份。所以有的学者把置“六府七州”的年份写作“贞观二十年(646)”。其实，不是这样的。宋范祖禹《唐鉴》补充了一些情节:

　　二十年六月，诏江夏王道宗等击薛延陀，又遣李世勣图其诸部。 帝手诏，自诣灵州，招抚铁勒。八月，道宗击延陀破之，铁勒诸部皆请入朝，车驾至浮阳，回纥各遣使入贡。帝大喜。.....九月，帝至灵州，敕勒诸部俟斤遣使，相继诣灵州者数千人。.....明年， 诏以回纥等诸部为府及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及刺史。诸酋长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六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帝许之，于是北荒悉平。

　　“明年”，就是贞观二十年第二年，即贞观二十一年(647)。这就是说:唐太宗“灵州受降(高会)”的第二年，开始设置“六府七州” 以安置归附的少数民族部众。

　　此外，在前往“灵州受降(高会)”的途中，唐太宗还发了五道诏文，其中三道直接与“灵州受降(高会)”有关。其一为: 《平薛延陀幸灵州诏》，其二为: 《平契芯幸灵州诏》，其三为:《幸灵州诏》。

　　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宁夏地域历史特别是宁夏移民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资料。

　　唐太宗“灵州高会”的重大历史意义，至少有以下三点:

　　1.接受少数民族的归附，实行“华夷一家”，使边塞少数民族成了“中国人”，不但“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北方边患问题，而且为我国“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中华民族认同基础。

　　2.这些少数民族归附后，既带来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也带来了大片的国土，不但使唐王朝的人才和疆域得到显著增加，国家迅速强盛起来，而且也为后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人才和“疆域” 基础。

　　3.对归附的少数民族，唐王朝又实行了“羁縻州”制度，即让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不但安定了当时的少数民族和社会秩序，而且也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总之，唐太宗“灵州高会”是一件前无古人的重大历史事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摘自：《宁夏文史》2024年第4期  总第65期